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位于浦东祝桥镇邓三村的张闻天故居
张闻天是从上海走出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00年8月30日，他诞生在浦东祝桥镇邓三村。张闻天早年在上海读过的两所学校：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简称南汇一高），现为惠南小学；江苏省立水产学校（通称吴淞水产学校），现为上海海洋大学。两所学校里都有张闻天的铜像，师生们每逢清明，都献花祭扫，纪念这个伟大的校友。
今年8月30日，是张闻天诞辰126周年。张闻天波澜壮阔的一生，在上海留下了深厚的历史印迹，这对于他的个人生涯、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从“五四”到“五卅”
（1919年—1925年）
1919年9月，张闻天在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回到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12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与沈泽民住在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斜对面华山路上的“松圃”庭园房子里，那是蔡松坡（锷）将军的一所空房子，他们俩住其中的一间。他这时的主要工作是承担少年中国学会所办两个刊物《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的校勘、出版事务。从在“松圃”过工读生活开始，张闻天就“不靠家庭资助，同家庭脱离关系”，独立生活了。这一年，他19岁。
1920年7月，张闻天与沈泽民同赴日本，在东京自学。1921年1月，从日本返回上海，两人同住在成都南路新乐里177号。其时，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曾经留学日本的李达积极加入，他是1920年8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完成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并主编《共产党》月刊。之后李达搬入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张闻天同他开始交往，两人关系逐渐密切。1921年4月9日，张闻天完成了他的第一篇译作《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从而在新文学界崭露头角。8月，他任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编辑，此时中华书局内聚集着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其中就有李达。沈泽民、田汉和张闻天同坐一室，朝夕相处，他们都是“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职业和环境给张闻天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思考的条件。
青年时期的张闻天（1922年）
1922年1月，张闻天发表文章表示决心为实现社会主义做一个小卒。8月，他赴美国旧金山，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勤工俭学，任《大同报》编辑。1924年1月，他从美国返回上海，继续在中华书局任编辑。他在美国一年零四个月发表、翻译的文章，包括回国后创作并出版的长篇小说《旅途》《青春的梦》，共50多万字。2000年，张闻天诞辰一百周年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发现了他的一部25万字的译本手稿《西洋史大纲》。仅目前收集到的他有关这次美国之旅的译著就达70多万字，这是他早年留美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1924年11月，张闻天去重庆二女师、川东师范任教员，因宣传进步思想，次年5月，被军阀驱逐出重庆。经过重庆实际斗争的锻炼，他有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张闻天返回上海后不久，五卅惨案爆发了！在繁华的南京路一带，张闻天汇入了悲壮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在人群中，他遇到了郭绍棠，郭绍棠握着张闻天的手，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张闻天脱口而出：“我要加入CP（共产党）！”郭绍棠听后很兴奋，立即把张闻天的这个心愿告诉了沈泽民。1925年6月，由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闻天1924年回国后在中华书局任编辑。这是他与同事们的合影。前排为张闻天（左二）等、后排为沈泽民（左二）、俞秀松（左四）等
从“五四”到“五卅”，张闻天走过的是一条无私的寻求光明的路，上海是他的初心确立之地。
在白色恐怖下
（1931年—1933年）
张闻天入党后，1925年8月被派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侯绍裘、张闻天与已在该校任教的叶天底联系后，在这里秘密成立中共苏州独立支部，这是苏州第一个真正发挥作用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他赴苏联，11月抵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9月毕业，留校任教。1928年，他入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系，同时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部分工作。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张闻天接到通知：立即回国，参加国内斗争。他与杨尚昆一起秘密回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31年2月17日（大年初一）。回国不久他担任了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下半年又经共产国际批准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张闻天接任宣传部部长以后，首先对党报工作进行了调整。原来的《红旗日报》停刊，改出内部秘密刊物《红旗周报》和半公开报纸《群众日报》。这时，主编《红旗周报》、写文章，成了张闻天的主要任务。他工作勤奋、文思敏捷，仅仅两个月，就在《红旗周报》《群众日报》《实话》《布尔什维克》等党的报刊上发表了十四五篇文章，分析政治形势，揭露帝国主义，抨击南京政府，指导党的工作。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6月向忠发叛变。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9月下旬成立。临时中央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作。1931年9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向各地发出密令，悬赏通缉共产党要人瞿秋白、周恩来（赏金各为两万元）和张闻天、陈绍禹、沈泽民、罗登贤、秦邦宪（赏金各为一万元），这份密令原件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紧接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10月19日、20日也开出了拘捕令，对共产党人布下天罗地网。张闻天和战友们面对敌人的屠刀，坚持革命斗争，他在上海的住所曾多次变换。1932年初，党中央决定由秘书长黄玠然为张闻天设立一个工作机关，同时规定此机关也作为陈云等同志碰头开会的地方。张闻天在此工作到他前往中央苏区为止。
在白色恐怖下，张闻天在上海多次更换住所，这是他1932年住过的摩律斯新村（现为重北公寓）
1932年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的一两天，张闻天的住所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平和里27号因叛徒告密突然受到搜查，掩护张闻天地下工作的女同志李崇善机智地拿掉窗台上的联络信号（一串红辣椒），张闻天看到后，三天没有回家。后经组织安排，他隐匿到重庆北路摩律斯新村（现重北公寓），在此住了近一个月，写了两篇反对“左”倾错误的重要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因临时中央的安全面临极大的威胁，张闻天无法再在上海继续从事地下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整个中央领导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他到瑞金的时间是1933年1月中旬，几天后，陈云、博古等也先后到达。
张闻天1932年化名“歌特”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载《斗争》第30期）
上海是张闻天的重要成长之地。
解放后四次回沪
（1951年—1962年）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历任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等职，配合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战线上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四次回到上海，其中两次还去了浦东老家。
张闻天故居
第一次回沪是1951年2月28日至3月底。为了了解国内实际情况、配合外交工作，张闻天赴苏联上任前夕到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考察。第一站去的就是上海，他在上海参观了一些工厂和企业，其间他把一直在家乡务农的长女维英从浦东老家接到上海大厦会了面。维英3岁时，父亲就离开了家乡，这次见面已时隔30年了。在了解维英、二女引娣与其母亲在旧社会的困苦窘迫、不得不借钱维持基本生活后，张闻天表示可以帮助她们还债，还表示可以带大外孙女到北京读书，帮助维英减轻负担，但对女儿提出的希望在上海安排工作的要求，他表示：“你还是在农村好，种种地，照顾好母亲和孩子，不是很好吗？”在了解了国内的实际情况，同时对因参加革命而30年失去联系的家人做好安排后，同年4月，他乘飞机到达莫斯科，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大使生涯。
1955年1月下旬，张闻天从苏联回到北京，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协助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主持外交部部务。1956年9月，张闻天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8年4月，张闻天响应毛泽东关于干部到下面“走马观花”实地考察的号召，到上海、杭州、绍兴调查。这次调查历时25天，共考察了40个工、农、商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在上海的时间约有15天，日程安排很紧凑。张闻天在调查途中接连给周恩来、陈毅并毛泽东写了三个报告（4月13日、25日、26日），4月13日的报告是就上海外贸局长齐维礼建议在我国举办国际博览会一事的报告，报告认为齐维礼的建议“是一个好想法”，建议来年在上海举办一次国际博览会，可使当时一部分工业产品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同时使得国内许多厂矿获得一次“观摩和学习新技术产品的机会”。此件周恩来于4月18日批示：“即送主席阅，抄送如前，已告外事经济等小组加以研究。”
他第三次回沪是1959年3月30日—4月1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要学习“海瑞精神”，要敢于讲话，并提出五个“不怕”。张闻天根据会前在广东、广西对“大跃进”的实地调查，鉴于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干部面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不敢讲真话的情况，在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光讲“不怕”一面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风气，使人讲话而不害怕”。
张闻天1961年春参加《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香山讨论会时，同与会同志合影。前排左二为张闻天，左五为孙冶方
他第四次回沪是1962年4月至6月，因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作了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小组发言，张闻天遭到错误批判并被撤销职务，但张闻天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赤子之心未有任何改变，经中央批准，他到江苏、上海、浙江两省一市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社会调查，重点是各地刚恢复的集市贸易情况。4月18日，他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了解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5月27日，到达上海。6月1日，张闻天回浦东老家调查，他在座谈会上围绕家乡变化、农副业生产、群众生活、公社企业等情况，有问有答谈了一个上午，下午回故居与父老乡亲互道思念之情。家乡人民的热情，使他更感到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责任重大。他第四次回沪共有8天，此后再未回过家乡。
1962年的张闻天
两个多月的调查结束后，张闻天给党中央报送关于开放全国市场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简称为“集市贸易意见书”。在这份报告中，张闻天对集市贸易的发展趋势作出估计，对怎样突破人为限制和障碍，进一步实行发展集市贸易的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些建议，体现了张闻天对市场作用的重视，其中对扩大、发展集镇市场的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的论述非常深刻，思想非常解放。夫人刘英担心弄不好张闻天又要“引火烧身”，但张闻天坚持要送，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自己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了问题，该建议的还是要建议。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刘英预料，这篇报告成了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
张闻天在被撤职后，虽身处江湖而忧庙堂之危。他写下“集市贸易意见书”，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写了13篇论文及被抄家抄走的十几本“政治经济学”笔记本，流放广东肇庆时写下了近10万字的“肇庆文稿”，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个月，还在无锡修改他在肇庆写的文稿。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他的坚强党性和凛然风骨。
张闻天著《关于集市贸易问题的一些意见》中的一页
张闻天在上海的历史印迹，映照着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张闻天出生的浦东，建有张闻天故居和纪念馆，这里离浦东国际机场不远，东方枢纽的建造正日新月异，地铁21号线预计在2027年年中开通，在故居门口将设一个站：闻居路站。
“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张闻天一生追求的中国人民的理想生活，终于让我们这代人过上了！
（本文作者系张闻天外孙女）
原标题：《外公张闻天在上海留下的历史印迹》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图片来源：照片由作者提供
来源：作者：张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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