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朝官员的年终赏赐，竟能买下京城一座豪宅？
1981年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竹简中，有一份俸禄发放记录格外引人注目——某位六百石官员在腊月额外领取了“赐钱五千、肉十斤、酒五斗”。这相当于他三个月的正式俸禄，而在今天，这笔钱足够在二线城市支付一套小户型的首付。
古代官员的年终赏赐远非现代人想象的象征性福利，它往往数额惊人，形式多样，且承载着远超物质奖励的政治意涵。
一、汉唐盛世：年终赏赐的制度化与巨额化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将年终赏赐制度化的朝代。《汉官仪》记载，东汉时期，每到腊月，官员们都会领取“腊赐”。这笔赏赐的丰厚程度令人咋舌：大将军、三公一级的高官，可得钱20万（相当于20万枚五铢钱）、牛肉200斤、粳米200斛。按汉代物价计算，仅钱20万就足够在长安购置一套中型宅院。
对于中下级官员，《后汉书·何敞传》注引《汉官仪》提供了更具体的数字：“腊赐，御史中丞、尚书令各钱五千，丞、郎各三千。”即便是这个“较低”标准，也远超他们一个月的俸禄。这些赏赐往往在腊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前发放，让官员们能过个丰盛的年。
唐代则将年终赏赐发展得更为系统。除了常规的“腊赐”，还有名目繁多的节庆赏赐。《唐会要》记载，唐玄宗时期，宰相级别的官员在春节可获“赐绢三百匹、钱三十万”。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赏赐不仅限于现金和实物，有时还包括土地和奴婢。
安史之乱后，尽管国家财政紧张，年终赏赐的传统却未中断，只是形式有所变化。唐代宗大历年间，朝廷甚至创造性地用“度牒”（出家许可证，可免赋役）作为赏赐，官员们可将度牒转卖变现——这堪称古代版的“有价证券”年终奖。
二、宋朝创新：从实物到“金融产品”的转型
宋代官员的年终福利达到了新的高度，且形式更加多样化。北宋初年，延续了唐代的实物赏赐传统，《宋史·礼志》详细记载了元旦大朝会后，各级官员按品级领取“春幡、金银幡胜、罗彩缎匹”等节礼。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年终赏赐逐渐货币化。王安石变法期间，为推行新法，朝廷大幅提高了官员的津贴和赏赐。《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年间，一名普通京官的年终赏赐可达“钱十五贯、绢五匹”，相当于其两个月的俸禄。
更令人称奇的是，宋代还出现了类似现代“购物卡”的赏赐形式。朝廷会发放“给券”，官员可凭券在指定商铺兑换商品。南宋《梦梁录》中描绘了临安官员领取年终赏赐后，商铺“车马填塞，竞售新物”的热闹场景。
宋代地方官还有一种特殊福利——“公使钱”，类似于现代的业务招待费，但结余可部分纳入私囊。苏轼在杭州任职时，就曾用公使钱修缮官舍、接济文人，年末若有结余，则作为团队的“年终奖金”分配。
三、明清演变：制度化与差异化的双重奏
明代初期，朱元璋试图以严刑峻法遏制官员腐败，年终赏赐相对简薄。但到了中后期，随着白银大量流入，实物赏赐逐渐被银两替代。《明会典》记载，正德年间，京官年终可得“赐银”，一品大员高达500两，相当于今天30多万元人民币。
清代将年终赏赐纳入正式的“养廉银”体系。雍正年间推行的养廉银制度，本质是将官员的部分灰色收入合法化、透明化。地方官员的养廉银往往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正式俸禄，其中一部分会在年终发放。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年终赏赐存在巨大的地域和职位差异。富庶省份的总督、巡抚，年终可得数万两白银，而偏远地区的知县可能只有几十两。这种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财政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实际需求的矛盾。
除了银两，清代宫廷还有特色的“荷包赏赐”。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每年腊月，皇帝会向亲近大臣赏赐装有金银锞子的刺绣荷包。这些荷包本身工艺精湛，加上御赐的光环，成为官员家族世代珍藏的宝贝。
四、赏赐背后的政治逻辑：超越物质的权力叙事
古代年终赏赐远不止是物质奖励，更是精妙的政治工具。首先，它是皇帝展示仁慈、巩固忠诚的手段。汉代皇帝常在腊日赐宴群臣，席间亲自敬酒，这种仪式性的互动强化了君臣之间的情感纽带。
其次，年终赏赐是调节官僚体系内部平衡的杠杆。宋代通过差异化的赏赐，巧妙地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中央官与地方官、文官与武官之间维持平衡。当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就曾用优厚的年终赏赐争取中级官员的支持。
再者，这些赏赐反映了不同朝代的国家财政状况和治理理念。汉唐的大手笔赏赐，彰显了鼎盛时期的国力雄厚；宋代多样化的赏赐形式，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下的制度创新；明清赏赐的货币化与差异化，则揭示了帝国后期财政管理的精细化趋势。
最后，年终赏赐也成为观察古代经济生活的独特窗口。从汉代的粟米绢帛，到唐宋的金银钱券，再到明清的白银，赏赐形式的演变，几乎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古代货币史。
五、古今对话：年终奖里的变与不变
现代职场人拿到年终奖时的心情，或许与千年前的官员有微妙共鸣。那份期待、比较、规划与偶尔的失望，跨越时空竟如此相似。古代官员用赏赐购置田产、修缮宅院、接济族人；现代人用年终奖支付房贷、旅游消费、投资理财——形式虽变，改善生活的初衷未改。
然而古今年终奖励的本质差异更值得深思。古代赏赐本质是君主恩赐，带有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现代年终奖则是契约社会的绩效回报。前者强化垂直的权力关系，后者体现横向的契约精神。这种差异，正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之一。
古代年终赏赐制度也留下深刻启示：奖励机制必须与财政能力匹配。宋代一度滥发赏赐导致财政危机，明代后期赏赐不足加剧官员腐败——平衡点难以把握，却至关重要。这对现代企业的薪酬设计同样具有借鉴意义：过高的奖金可能破坏长期发展，过低的激励则难以留住人才。
当我们拆开年终红包时，不妨想象一下：如果穿越回汉代，你领取的可能是成堆的五铢钱和绢帛；在宋代，你可能拿到精致的金银锞子和购物券；而在清代，或许会得到一个绣工精美的御赐荷包。形式在变，但那份对一年辛劳的认可以及对来年更好的期盼，却从未改变。
你的年终奖会如何安排？如果让你选择，你最想领取哪个朝代的年终赏赐？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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